周其仁，1950年8月出生于上海。1968年，他响应国家“上山下乡”号召，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8年，周其仁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他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1991年，周其仁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深造，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起，周其仁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任教，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15年，周其仁当选“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周其仁注重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他像一个敏捷的猎手，奔走在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脑力、心力来观察社会问题，在产权与合约、货币与金融、土地制度与城市化、改革与技术创新等领域,他的研究得到了广泛认可。他尊重企业家并贴近企业，在转型、创新等方面，不断贡献真知灼见，让很多企业家击节赞叹。
在技术变革、制度变革的冲击下，未来充满不确定，各种焦虑如影随形。我们如何才能应对不确定？从那些“乐观者”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在2016年7月的联想之星WILL大会上，周其仁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已知的最好答案是“不确定”
经济学常常被看作一门忧郁的学问，看未来不那么明朗乐观。亚当·斯密还比较明确，认定只要提供充分的经济自由，“看不见的手”就能把人类带向一个更好的经济增长。他那个时代，英国工业革命蒸蒸日上，实践也支持着未来明确乐观的经济学。《国富论》最了不起的预见，是断定美国经济有远大前途，这点后来得到了验证。
但是亚当·斯密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迅速展开所引发的矛盾，很多经济学家就不那么乐观了。最知名的是马尔萨斯，他相信人口增长会持久快于食物增长，所以未来一定有麻烦，要靠饥荒、灾难甚至战争等来重建平衡，由此也给经济学打上了忧郁的印记。
到了《共产党宣言》，一方面非常乐观，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类历史带来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生产力解放；另一方面又基于社会化生产力的爆发性增长，预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将灭亡。
苏联曾有几十年的乐观，不但证明“一国可建立社会主义”，而且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最辉煌的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用计划体制动员起来的工业能力成为反法西斯的物质基础。战后更乐观，赫鲁晓夫放言“一国建成共产主义”“20年赶超美国”，可惜没得到验证。
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建设，先学苏联，也乐观过，赶不上美国也要超英国。不幸“大跃进”遭挫，靠调整稳住脚跟，却又转向阶级斗争为纲，“文革”更是把国民经济拉到了崩溃边缘。逼到了无路可退，才有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当然改革开放也是看好未来，邓小平认为世界将有二三十年的和平，可让中国集中精力搞经济。我国在1980年提出2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中国做到了，进入新世纪头10年又翻了一番，翻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不过回看20世纪80年代的出发点实在很低，像我这样大学毕业参加农村调查研究的，当时要直面的实际是“8亿人搞吃，饭还不够吃”。所以，非改革不可，改又不易，解决一个问题又冒出一批，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改好了。怎样看未来，乐观还是悲观？老实讲，当下问题较多，没工夫好好想将来。
教书要讲到预期，阐明人们的行为受对未来看法的影响。我知道关于未来最好的理论答案是“不确定性”，那还是奈特教授在1921年的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里提出来的。何谓“不确定性”？就是经验概率也推不出来将来一定会是个什么样子，不妨干脆译成“莫测”。按奈特的原意，不确定性比“风险”来得严重，本质上不可测，用保险机制也对付不了。
这与现代物理学家或有一拼，他们说观察一个处于纠缠态的粒子时，无从预知它究竟是什么，根本就“测不准”—“莫测”是也。不确定的世界怎么应对？经济学得出了一些今天看来还站得住脚的结论，那就是离不开一套制度—法治、市场、财产权、合约，特别是股权合约。为什么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理论上追到底，就是未来不确定。
“对未来严阵以待”
以上答案靠得住，但不好说完美。首先，关于未来不确定、莫测，似乎没什么更多内容可说，导致对“人们怎样看未来影响其当下决策与行为”的忽视，降低对行为的理解力和解释力。其次，莫测无非“天有不测风云”，容易让人“预后不良”—似乎不确定总意味着灾难来临。其实，不确定性也可能是意外惊喜，并不是单边确定的倒霉。
所以，对“不确定”还可以解析。这方面，彼得·蒂尔的《从0 到1 ：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对我有启发。作者把人们怎么看未来，构造成一个两维对两维的矩阵（明确/不明确，乐观/悲观），得出了四个象限：明确乐观、不明确乐观、明确悲观、不明确悲观，然后他把“各国看待未来的方式”装进了这个认知矩阵。这当然不够严谨，因为“各国”都有一大堆人，看未来的方式不尽相同，所以顶多是对各国主流看法的概括，少不了作者自己的主观印象。虽然不那么严谨，但对我也有启发，冲击力还不小。
譬如他认为，“从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未来明确的乐观主义者都领导着西方世界”，而“1950～1970年的美国”，更是有史以来“明确乐观主义”的典型代表。言之成理乎？蒸汽轮船、铁路、电报、大规模机械化、化学广泛应用、跨海隧道、地铁、陆地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从苏伊士到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所有这些改变人类生活的壮举，难道真是“被法术召唤”出来的吗？作为得天独厚的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美国自然禀赋丰裕，人口又不多，开荒种地吃饱饭、卖点棉花、烟草、木材，对那代欧洲移民足够好了吧？为什么还要发明工厂流水线、造帝国大厦、建金门大桥、搞曼哈顿计划、投资州际高速公路，还要实施阿波罗计划？更不要提无数民间的奇思怪想、胆大妄为之举。
总之，没有哪一样是“纯自然”的，一概是人工、人为之物。人做事情之前，总受对未来看法的支配，难怪蒂尔先生把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美国，毫不犹豫地划入看未来“明确乐观”的第一方阵。
不过，作者认为后来的美国转向了“不明确乐观”。特征是“乐观但又迷茫”，金融家取代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为天之骄子，“财技”比科技更加耀眼，人们高估“机遇”，低估“规划”和持久努力，低储蓄、低投资、高消费，让金融、政治、哲学和人生一并蒙上不明确乐观的色调，谁也不问究竟能不能持久。当然，作者以为“当下欧洲”更糟糕，受“不明确悲观”的支配，得过且过，眼看油瓶都倒了，议论半天也没见谁当真起来扶一扶。
读来最受刺激的，是这本书居然把“现在的中国”列为“明确悲观”之代表！为了不至曲解作者原意，容我给大家读段引文，“一个对未来明确的悲观主义者相信未来是可知的，却是暗淡的，所以他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也许当今的中国是最典型的对未来明确的悲观主义者。美国人看见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自2000年以来，每年都有10%的增长），便认为中国是一个自信能够掌握自己未来的国家……其他国家都害怕中国将要统治整个世界，而中国是唯一一个认为自己不会统治世界的国家”（参见《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第87页）。
根据是什么呢？“老一辈的中国人在孩童时都经历过饥荒，因此展望未来时，总会考虑到天灾。中国公众也知道‘冬天’即将来临。局外人着迷于中国内部的巨大财富，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富有的中国人正努力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出国，贫穷一些的则能省就省，以求储备充足。中国各阶层人士都对未来严阵以待。”
不管大家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位仁兄随口大发的议论，我读后还是很受触动的。其实自我划界，我国还归不到上述四个象限中的任何一个。勉强要划，不过是个另类而已—“埋头观察阐释经验现象，无暇顾及怎样看待未来”。任何人问我关于未来的问题，我都回答“不确定”一了百了。这样久已习惯的思维定式，要不要有点反省呢？
以色列的启示：难做之事易做成
更多触动来自2015年以来我的两次访学之旅。第一次是到以色列，是正和岛商学院组织的，我受邀与一批年轻企业家同行。时间不长，加上最后我自己去看一个沙漠里的基布兹，前后8天而已，但震撼不小。行前我找到一些读物，说以色列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是“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到了我才知道不完全如此，这个法定面积比北京市还小的国家（实际控制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略大于北京），自然资源极为匮乏，60%的国土为沙漠，可耕地仅60万亩，大约一半地方的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南部地区甚至每年不足30毫米。
但现在的以色列是“欧洲菜果厨房”，每个以色列农民可供养的人口，从1955年的15人增长为2014年的400人，高品质、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大量出口，滴灌技术和设施农业称雄全球，连淡水和海水淡化技术也出口。更了不得的是，它总人口800万，却拥有7000多家科技创业公司，是除美国、中国之外，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最多的国家，拥有比美国、欧洲还高的人均创投资本。2014年，以色列人均GDP为3.5万美元，高科技部门贡献了总出口的50%、就业的10%。
凭什么？就凭人，特别是凭人掌握的知识，凭把知识转成技术和产品的卓越能力。哪来的这套本事？源头还是教育。我们中国人也重教育，但对比之下重点有别。一是人家的教育重信仰，让世世代代的犹太人坚信自己不但是“上帝”之子，且生来就可以“与‘上帝’角力”，所以自强不息，绝不惧怕任何艰难困苦。二是他们虽信仰虔诚坚定，对拉比也极为尊崇，但从小受鼓励大胆发问、审慎怀疑、挑战权威。犹太母亲对放学回家的孩子，不问考试也不问成绩，只问“今天是不是问过一个好问题”。
我在佩雷斯中心听了一场阿龙·切哈诺沃的讲演。在他小时候，妈妈教他说，人走进一条河流，可以顺水走，也可以逆水走，但是“你要永远逆水走”。这就预先画出了他一生的轨迹：在任何领域一旦成功走顺，立刻另辟一个领域逆水行舟。学术上打遍国内无敌手，他就跑到美国闯天下，评上终身教授后又不甘顺境，再回到特拉维夫主攻科研难关。2004年他获诺贝尔化学奖，是以色列国内获诺贝尔奖第一人。他的经验体现了《塔木德》里的一条哲理，即“难的事情反而容易做成”。
另一场精彩分享，报告人是以色列国防部武器研发前总管丹尼戈尔德准将，介绍研发“铁穹”（Iron Dome）的故事。背景是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邻国向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射了约4000枚火箭弹，造成44名平民死亡，迫使25万人被疏散，100万人不得不躲进防空设施。同时，在南部还有近100万以色列人在射程更远的“卡桑”（Qassams）火箭弹的威胁之下。2007年时任国防部部长的佩雷斯选择“铁穹”应对，领导研发的正是这位丹尼戈尔德。6年后，“铁穹”完成实战部署，仅2009～2012年3年间，就成功拦截了245枚来袭火箭弹。
在报告中，这位前准将给我们播放了一段视频：一大家以色列人正举行婚礼，空袭警报响起，却没人慌慌张张跑向防空洞，大家反而举起手机对天空拍照，但见被拦截的火箭弹在空中散开，活像外邦来祝贺的礼花！退役后的丹尼戈尔德初创科技公司，研发一款微型导弹，用在人体的血管里打血栓。
难怪以色列成为一个与其资源和人口数量完全对不上的创新国度。到了以色列，我们才知晓那些名满天下的硅谷超级科技公司，从微软、英特尔、苹果、谷歌到Facebook，无一例外都在特拉维夫设立了科研中心。在以色列研发出来的真正称得上改变人类生活的关键技术，足可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
再问一次，人家凭什么？凭人家的智慧和永不枯竭的那股劲儿。看来这个民族把对神的信仰转化为了对人的知识和能力的信念，敢于在已知知识的基础上探索未知。倘若问以色列创业人群怎样看未来？“明确乐观”绝对占据主流。否则，他们为什么老挑别人不敢想、不敢碰的事情做？前面探路的成功鼓舞着后人，更多人就相信不确定的未来机会无穷。
百无禁忌想，脚踏实地干
第二次访学就在前不久，我们几位老师、同事和校友，自行组团到美国考察创新。事情缘起于2015年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办过一个论坛，请到一家中国创投公司的创始人王煜全，介绍他们在美国投资科创项目的经验。他还请来一批美国科创公司的企业家和科学家，现场说法、演示、答疑，一起讨论王煜全概括的“美国积木式创新”，让参会师生大开眼界。
此后我的一位同事薛兆丰教授躬逢其盛，参与组织了“积木式创新”的访学之旅，并发布了他与王煜全合著的《全球风口：积木式创新与中国机遇》，详述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拜杜法案》，怎样与其他经济、法律制度和政策配合，一起促成联邦科研基金、非营利大学、教授与博士、各路创投资本、企业家等资源有效组合，在极不相同的技术经济方向上创新，以及对中国制造业和中国创新的意义。
我全程听了那个论坛的发言，也全文拜读过王煜全、薛兆丰两位的新著。我多年的习惯是，凡听着有意思的，最好能实地看一看。知道2016年他们还会组织“积木式创新的深度考察之旅”，于是我报名成行，与三十几位同有此项偏好的同事和校友一起游学两周。所谓积木式创新，要点是打通科学象牙塔里的“想法”（idea）与产品、市场、产业之间的经脉。
所以此次游学，基本就在旧金山湾区与波士顿走廊，围着两家知名大学打转转。过去我是来过的，也听过斯坦福大学的校训“让自由之风劲吹”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训“动脑又动手”。原来不知道的，是美国最好大学的思想能量，早就越出本来也不设围墙的校区，与市场和产业精锐部队打成一片。
我还是举几个印象较深的实例，回答在前沿做事的人怎么看未来。先说XCOR，从洛杉矶往北约90英里处，一片半沙漠地带里竖起一座“通往太空的门户”，那就是莫哈韦航天航空港（Mojave Air and Space Port）了。XCOR是设在此地的一家科创公司，研制垂直起降、可往返太空飞船的发动机。毫不起眼的仓库式厂房里，四十来位科学家和技工已经忙了十几年，除了预售过一批太空游机票（每位9.6万美元，真有美国人来埋单），XCOR连一分钱的进项也没有，就靠投资人烧钱研制着一个型号又一个型号的太空发动机。
我们见到的那些朴朴实实的家伙，他们究竟怎样想未来？据说在莫哈韦小镇上聚集着一帮太空迷，基本共识是地球不堪人类重负，要为太空移民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先向火星移民200万吧，那不过是一个初级目标，可真要实施，还不得天天向太空发定点班车（船）？于是才要“可往返使用的太空飞机”，才要过去根本不可能有的太空发动机。
再说Hyper Loop One，立志要造超级高速列车，构想把大管道里的空气抽干净，让列车在真空状态下由磁悬浮技术推进，时速可达每小时800 公里！当我们在洛杉矶市中心一个满墙涂鸦的街区找到这家公司时，它的CEO干脆利落地用半个多小时简单介绍了他们的梦想、进展、成就与希望。听起来总共融得不过1亿多美元的资本，就要干一项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业。据说他们在拉斯维加斯沙漠里的测试已通过，也有找上门来的客户下了订单。前途一片光明，几十位工程师干得热火朝天，很多人不领工资（其实要领也没有），而是把工时折成公司股票，“万一成了呢”？
这两档事的未来大不确定，问题是干的人不知道吗？为什么还冒得出来那么“离谱的想法”？他们也不觉得上太空、超高铁这类事只有“国家”去想才合适。人家的“国家（nation）观”里面含着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国民，绝不单单只是“政府”，更不仅仅只限“官人”。百无禁忌地想，还能动员一群人踏踏实实地干，七八年、十来年就撂在那件事情里了。这后面没有薛兆丰在游学中屡屡强调的“制度”，当然完全不成。不过人们怎么想未来，似乎更是隐性的根本，要是没有明确乐观看未来，那些钱财、人力、物力干什么不好？
路上我带着布赖恩·阿瑟的《技术的本质》，不是易读的一本书。不过跟着看了十多个科技项目后，我觉得明白了一些。何谓新技术？就是“针对现有目的而采用一个新的或不同的原理来实现的技术”。那什么是“原理”？“就是应用某种现象、概念或理念”，而技术不外乎就是“概念的物化”。更好懂的是，“新技术由社会需求形塑而成；它们主要来自标准域外的经验；它们更容易伴随展示交换的过程产生；它们经常在网络中得到促进”（参见《技术的本质》，第120 页）。这不正是此次游学我们天天见到的吗？探究这些从事创新活动的美国人看未来的态度，他们一律相信科学原理可被发现、可被应用，而人类的种种难题总有希望解决—“明确乐观”扑面而来！
让务实的“明确乐观”抬头
回头再议蒂尔先生认定中国人“明确悲观”的根据。我认为他找到的最靠谱的理由，不是漫长文明史留下的思维定式，而是向前看不到明朗的前景。请看如下议论，“对中国来说，最容易的发展方式就是不断学习已经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模式。中国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情：使用更多的火电，建立更多的工厂和摩天大楼。由于人口数量巨大，资源价格不断攀升，没有什么办法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完全赶上世界那些最富有的国家，中国人也知道这一点”（参见《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第87页）。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现存技术，以10亿人口计数的中国，要想都过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资源和环境都支持不了。早有这么一种说法：全世界都过上欧洲人的生活，需要三个地球；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需要五个地球。可是，哪里有三五个地球？结论是不可能，这才是中国人“明确悲观”的真正由来。
要害是照搬、仿制支持现有发达生活的技术，几亿人或许行，十几亿人、几十亿人断然不成。环境已经发出了警告。倘若把经济开发的环境成本全部“内化”为价格，那么现代享受对多数人口注定“贵”不可及。谁能劝说人们安于“耕地靠牛、点灯靠油”的传统生活呢？继续向前现代化，要承认现存技术再先进也还不够先进。欲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现代化需求，研发不能停，创新不能止。
要让中国人（还有非洲人和其他人）普遍明确而乐观，从0 到1 尚不够，还要有能耐把不断冒出来的1，在环境支持限度内扩展成为n—可不是小数目的n，而是10亿、13 亿、30亿。如果我没误读，这也是《富足》一书的中心观点。此书作者彼得·戴曼迪斯是工程学背景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又是美国商业太空领域的领军人物。带着他的这本书在游学路上边看边议，堪称绝配，值得推荐给大家一试。
看来我们要面对一个闭环。明确乐观的未来观，是一切经济、科技革命行为者的精神前提；可是，只有当最神武的科技展示出多数人也可以过上富足生活的现实前景时，人们才可能普遍对未来抱有积极态度。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老问题要新解，我们在游学中感悟到一点，愿意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创新创业的最优主体既不是超大组织里的所有人，也不是单枪匹马的先知先觉。
最优创新组织是不大不小的“群”—同气相求容易达成共识，互相欣赏、互相切磋、互相鼓舞，组织成本不高就能形成一致行动。群与群交互作用，行动出正果，就可以感染更多人群。这像生命一样，能够无中生有，是起于“一锅原生浓汤”，活跃分子凑到一起，闷在一块，高频互动，直到长出一个新结构。从这点来看，革命、改革、建设，在发生学上是一样的。
最后，我总结几点分享：一是发达经济体的前沿创新值得关注，中国人大可从中“淘宝”；二是想法比资源重要，因为每个时代的可用资源皆由想法决定；三是敢想敢做极有意义，而相信未来更好，是敢想敢做的前提；四是创新创业人群要主动对冲弥漫周遭的各种焦虑—增长焦虑、转型焦虑、教育文化焦虑，还有讲不明白的焦虑。但仅凭焦虑杀不出重围，要让务实的明确乐观在中国抬头，先从创新创业的人群里开始吧。（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周其仁：赤子其人，灼见其文
王林 正和岛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周其仁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他睿智而深刻，《一个经济学人眼中的未来》便文如其人。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显学，也是一门门派甚多的界别，仅在中国就有所谓“七大门派”之说，但无论哪个门派，对周教授都非常推崇。
在这篇文章中，周教授引用了两位学者的观点，比较了两个国家的实践，归纳出了对“未来中国”的两个希冀。
他引用的第一个观点，是奈特教授在1921年提出的“未来存在不确定性”；他引用的第二个观点，是彼得·蒂尔提出的看待未来的四个象限—明确乐观、不明确乐观、明确悲观、不明确悲观。
行文至此，读者似乎尚不太明白周教授文章的主旨何在，但他随即笔锋一转，提到了彼得·蒂尔著作对他的震动：“读来最受刺激的，是这本书居然把‘现在的中国’列为‘明确悲观’之代表！”
接着，他从到以色列和美国两个国家的考察感受进而谈及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制度改革与科技创新。他说：“照搬、仿制支持现有发达生活的技术，几亿人或许行，十几亿人、几十亿人断然不成。”
文章至此，我看到了一位故人的身影：杨小凯教授。
请容我在此荡开一笔：初识杨小凯是在1967年，在长沙一中红砖老教学楼的一间教室，他披着一件绿色军大衣，正在与同学侃侃而谈，当时他在读高中。接着，就是我陪他妹妹杨小成给入狱的他送生活用品。“文革”后他被平反，然后出国学成的经过，颇具传奇色彩，网上文章很多，我就不赘述了。
杨小凯教授在国内影响最大的观点，也许是“后发劣势”论。杨小凯教授认为，后发国家在技术上追随和模仿先发国家是很容易在短期内见效的，而这种模仿在路径上形成依赖后，甚至会以为不必在制度层面进行改革也能成功，从长期看，这是对国家发展不利的。在这一点上，周其仁教授与杨小凯教授“英雄所见略同”。
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布置的300多项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所布置的近200项改革，全都是从制度改革层面做出的战略决策，而“创新发展”则是“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应该说，周其仁教授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是一位有良知、有高度的学者的真知灼见—他确实看到了中国的未来！
有心劲儿，就有未来
贾林男 正和岛林男工作室创办人
因为在正和岛工作的缘故，近年来我有幸和周其仁教授有过几次实地调研城乡和企业、出国游学的经历。在一言一行中，周教授的思维方式、治学态度和人格魅力都深深鼓舞了我，让我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一次在昆明呈贡新区城乡接合部的公厕墙垛子上喷着一串人见人烦的电话号码，下书“办证”二字，周教授掏出相机“咔嚓”拍下照片，我问他臭烘烘的，照它干吗？原来这也是周教授宝贵的调研线索：“回去打这个电话，聊出来的东西，比书本上不知要多出多少倍！”
总有人说周其仁教授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商界的“国宝”，他听了一定摇头。一次，某互联网巨头托我联系周其仁教授去其峰会演讲，邀请函上赫然印着“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周教授见了说：“把‘著名’拿掉，难听死了。”一辈子朴朴实实做学问，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用思想和观点“解放”了很多人，这就是周教授。
这位“经济学人”究竟如何看未来？这篇他在2016年夏天的演讲，企业家至少有三点用得上：
（1）明确乐观的未来观，是一切经济、科技革命行为者的精神前提。今天中国商界弥漫着各种焦虑情绪，但靠焦虑杀不出重围。“中国经济有的是仗可以打”，我在《做踏踏实实的企业家》书中写过周教授的观点，他对很多企业家说：“你想好了，等到你不干，五年以后别人超过你了，你认不认？”
（2）中国经济靠什么突围？改革突围、创新突围。对企业家主要就是创新突围。过去我们擅长从市场端出发，从需要的产品向上找技术和原理，而未来尤其要重视科技的力量，从科学原理、发明出发，解决技术难题，最后做成受市场欢迎的产品。
（3）创新的最优载体既不是超大公司，也不是单个人，而是同气相求、相互切磋、相互鼓舞的“群”。大学、科研机构、资本、企业家等资源高频互动、有效组合，将是愈发重要的一条创新发生学原理。
① 人最怕的就是要的东西太多，信的东西太少。
② 天下事都是专业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是成功的策略。什么都想要的人，最后就是什么都要不到。
③ 未来怎么样，不取决于经济学家讲了什么。未来不是观出来的，未来是干出来的，抉择和行为决定未来。
④ 中国的经济市场之水，总的体量非常大。水大鱼大。美国当年首先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然后才有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公司。这个定理我认为对中国未来10年、15年一样是有效的。
⑤ 最优的创新载体既不是超大公司，也不是个人，而是群—想法、理念相似，自发性、凝聚性极高的群，可大可小，重要的是高频互动。